1、《鲁迅的最后十年》  林贤治      早年以两部头的《人间鲁迅》之作出名的林贤治，似乎表示了他对于鲁迅生平的一种研究天赋，走近这个在20世纪最让人猜想不透的文学灵魂。东方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开卷引言就觉得有气势，是值得一藏的鲁迅研究书籍。

[引用]                                                   引言

        鲁迅死于 20 世纪而活在 21 世纪。

　　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 “ 欣慰的纪念 ” ，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间前行。

　　1881 年 , 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 —— 戊戍变法 —— 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

　　汉学家费正清用 “ 沿海中国 ” 和 “ 内陆中国 ” 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

　　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 “ 乞食者 ” 生活。祖父被判 “ 监斩候 ”，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 “ 钦点 ” 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 “ 把灵魂卖给鬼子 ” 。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 “ 原型 ” 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 “ 同义反复 ” 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 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 。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 黑暗的动物 ”现形，使“ 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 —— 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 —— 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

　　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无需斗争，或者简直厌恶斗争，应当算得上是幸福的吧？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视斗争的存在，往往出于奴隶的自欺。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 “ 人国 ” 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作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他怀疑一切。他把几千年的 “ 东方文明 ” 等同于僵尸，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说是 “ 家谱 ” ，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恶的。他反对蒙昧主义，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大约在他看来，其中多是 “ 假知识阶级 ” ，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对于底层阶级，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却同样反对 “ 迎合 ”，作 “ 大众的新帮闲”。他承认自己的 “ 多疑 ”，而且为多疑作过辩护。然而，这丝毫无改于斗争的确定不移的目标准确一点说，鲁迅的敌人，都不是迎面而来的，而是来自上层，背后，内部，来自周围，带有 “ 围剿 ” 性质。所以，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反叛，反抗，突围。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己。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每一个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做 “ 醉虾 ” 的帮手。因此，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脱离出来，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

         自从为革命的梦境所放逐，鲁迅选择了上海作为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兄弟阋于墙 ” ，国共两党联合破裂。中央集权制度经过长期松弛以后迅速收紧年轻的民国在一次大清洗中蜕变成为“ 一党专政 ”的“ 党国 ” ；随着民族战争的临近，专制与奴役在国家主权的庇护之下进一步合法化。作为反抗者，鲁迅加盟了反对政府的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各种组织，其中包括左联。然而，就在这组织内部，产生了新的权势集团。鲁迅从中意外地遭遇了“ 奴隶总管” “ 自有一伙 ”的压迫，孤立和打击。对此，他曾使用“ 横站 ” 一词，表达后来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处境。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这时，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 艺术之”—— 自然也不能进“ 学术殿堂” —— 的杂文。仅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风格的演变来看，斗争的情势，显然要比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而急迫。

　　这是一场绝望的抗战。那结果，鲁迅不但不曾丝毫动摇党国，反而成了党部呈请通缉之人；不但没有夺过 “ 工头 ” 的鞭子， “ 元帅 ” 的军棍，这样的人物却照样挂帅，照样 “ 以鸣鞭为惟一业绩 ”，他的几个较亲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给 “ 实际解决 ” 了的。而且，还有不断纠缠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种子绵绵不绝。鲁迅一生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斗争的无效性，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就是 ——

         鲁迅的存在，其意义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

2、《鲁迅评传》   曹聚仁    资深社会评论家，历事无数，大学时读他的藏书笔记，为之爱书情怀而倾倒。

3、《黑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   吴俊    原为《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整编而成今册。作为写作心理研究，特别是作者心理探求，有看头。